作者珍藏的当时工作笔记，其中详细记录了当时发放奖金的全过程。
7月18日，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了《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》，在学习决定的过程中，我回想起1978年春天在工厂发奖金的一段往事，现整理出来，以飨读者。
从1976年10月粉碎“四人帮”到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，这中间算是个过渡期。虽然“文革”已经结束了，但是十年动乱形成的“左”的思潮还大量存在，还严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，影响和阻碍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。
我当时所在的德州地区陵县，经济非常落后，全县粮食亩产量没有一个公社过“纲要”，也就是400斤，棉花单产仅几十斤。农民群众生活异常困难，人均年收入只有百元左右。
全县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，在1970年化肥厂建成投产之前，只有一个拖拉机修配厂算是个像样的企业。化肥厂属于当时的“五小”企业。由于农业生产急需化肥，县里把它当成宝贝疙瘩，总是把最强的科局级领导干部派去当主要负责人。
由于工厂工艺技术落后，缺煤少电，特别是职工没有积极性，干得再好年底也只是发个茶缸和一块毛巾，干得不好也不能罚，“干好干坏一个样”，生产一直上不去，年年完不成任务，在德州地区总是处于最落后的状态。县里的干部把化肥厂形容为一支“蜡”，谁干谁“坐蜡”，所以谁也不愿意到化肥厂当领导。
从70年投产到76年我接班时，化肥厂六年换了六任一把手，我是第七任。我1970年进化肥厂，当工人、班组长、车间主任、厂副书记。1976年3月，我被任命为中共陵县县委副书记兼化肥厂党总支书记、厂革委会主任，当时不满23岁。
让我干我也犯难，也没有什么好办法，只能一天到晚泡在车间里和工人一起干，哪里出问题就在哪里盯着。工人三班倒，我就跟着连轴转。一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的觉，一年下来，体重从140斤降到108斤，生产却还是上不去，77年的年产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。
怎样想起搞奖金的呢？因为当时碰到了一个非常头疼的问题，就是很多生产岗位已经没人上班了。化肥厂有个特点就是女工特别多，有的工序女工能占一多半。70年建厂时，进厂的都是些十七八岁的小姑娘，到了77年，许多人都结了婚，有的生了孩子。尤其到了冬天，半夜起来上夜班确实也挺难。那时不想上班很容易，说头疼肚子疼，哪里不舒服，上医院或医务室开个病假条就行了。男职工也有不少这种情况。车间干部对此没有办法，厂里只能动员车间干部和科室的技术人员去顶岗。这样的情况越来越严重，我被弄得焦头烂额。这时已经到了1977年的冬天。
当时，我已经是县委副书记，可以看新华社办的《内部参考》。有一次，突然看到大概是内蒙还是哪个偏远地区，有个别的工厂在偷偷发奖金，这让我心头一动，我觉得我也要这么干。因为作为一个厂领导，下面工人干好干坏都一样，心里肯定不舒服。于是我就召集厂领导班子开会讨论这个问题。当时，奖金已经被批判了十多年，也停止实行了十多年。现在真要发奖金，大家还是有不少顾虑的。我已经下定决心，当时的我一是年轻气盛，二是实在走投无路了，硬是说服了大家。我提议搞全勤奖，只要一个月内不请假就发奖。一般岗位发3元，劳动强度大的岗位发5元。当时也给我们自己留了两手：一是说发奖金是根据78年宪法第十条有关按劳分配的规定；二是厂里的书记、厂长和车间主任不发奖金，就是为了调动工人的积极性。当时我们还商定，此事一旦在厂内宣布，谁也不许外传，要严格保密。1978年3月，全厂开始施行全勤奖制度。结果，奖金一发就灵，马上就没有人随便请假了。那时，一个工人一个月的工资才30多元，3至5元的奖金刺激性还是不小的。甚至有的工人有点儿头疼脑热的小毛病或是破点儿皮、出点儿血的，仍要坚持上班。
一看发奖金的效果这么好，接下来，我就琢磨着得把奖金和生产效率结合起来。当时各级党政机关的文件中只提生产责任制，但这只是加强生产管理的意思，没有讲要和劳动报酬挂钩。到了第二季度，我们就开始实行超产奖了，超得越多奖得越多，而且制订了具体的奖励办法，规定了奖励的条件、范围、额度和评奖办法等。到后来，有的工人一个月的奖金最高能达到18元。这一下，全厂干部职工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来了，责任心也强了，干劲也足了，管理也顺了，干部们也省心了。从此，生产节节攀升，到1979年4月我离开化肥厂去西藏工作时，化肥的日产量、月产量、季度产量和年产量都达到了建厂以来历史最高水平。
79年初，地委在我们厂召开全地区的化肥生产现场会，让我介绍经验。我只是讲“大批促大干”，真事却不敢讲。有几位和我熟悉的其他县市化肥厂年纪较大的厂长私下问我：“你小子怎么弄的，从落后一下子变先进了？”我偷偷地告诉他们，我发了点儿奖金。他们说，“这么干肯定行，但我们不敢干”。
之后，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“放下包袱，开动机器，解放思想，实事求是”精神的不断深入落实，发奖金已经逐步成为一种正常的经济手段，为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。
以上讲的这些情况在我保存的当年的工作笔记中都有记载。
我虽然早就不在经济第一线工作了，但几十年来我一直关注着国家改革事业的发展。我有这样一点体会：任何改革要想成功，首先要遵循客观规律；其次一定要符合民意；再就是决策者要有担当的勇气。还有一点，改革往往是被逼出来的。
我今年已经70多岁了，我为自己能够亲身参与、经历、见证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全过程而感到无比的幸运和自豪，更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断进步，国家不断走向繁荣富强而高兴和充满信心。
(作者退休前为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委员、财经委副主任委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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